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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贸近现代发展

发布日期:2016-12-28   浏览次数:   来源:东莞市炬丞贸易有限公司   作者:admin
  《纵乐的困惑》将1450年到1550年称为明朝经济的“春季”。144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,具有明皇朝中央权威衰落和控制能力弱化的标志性意义。此后的历任皇帝,总体上接受了农村经济衰落的现实,为了满足军备等方面的税收需要,也默认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部分地方的商贸大发展。在这期间,明代文人开始尝试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中对商业、商人的批评,一些著作还直言不讳抨击政府调控经济的低效和不必要。卜正民通过文献研究还发现,这段时期的江南、福建等地,开始形成服务于国内及海外贸易两个市场的纺织手工业。在同期的东南亚等地区,沿海省份的商人开始跟欧洲同行竞争。
  商业在明朝经济的“春季”,显露出对社会和文化的巨大侵蚀作用。首先是那些脱离农村生活的商人,“理所当然地成了道德责难的对象”;这些人被认为是使农业卷入商业化并导致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。其次,文人与商业的关联度越来越强。书籍印刷与发行成了重要的文化产业,也推动了各式各样廉价读物进入坊间,刺激了大众文化作品的创作。记述工艺知识的书籍开始大量行销。商业发展促进了各类城市的繁荣,并滋养了园林、艺术品市场。明代中叶,一些士人发现,相比传统的科举,商业产生了更强的吸引力。这使人们在安然接受商业发展创造的更好物质生活的同时,忧虑“四民秩序”的解体。商业是社会、文化乃至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。商业也深刻改变了历史面貌。今天的人们完全清楚,文艺复兴成为可能,依赖于中世纪末期地中海地区繁盛的贸易。而荷兰和英国的崛起,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掌舵世界海洋霸权,也源自贸易的滋养。从19世纪直至20世纪的中后期,美国长期被欧洲人看成是没有历史传统的粗鄙国家,但前者的商业发展最终反哺了其文化艺术,美国在20世纪大量建设博物馆、美术馆及其他类别的艺术机构,资助艺术家创作,促使艺术品市场发育繁荣。
  今天的中国,仍处于170多年来社会的急剧演进转型的进程之中。如果说从1840年到1978年的130多年,政治和军事是推动中国演进转型的主要动能,那么在此之后的近40年间,商业发展释放的能量创造了“中国奇迹”。当然,商业繁荣从来就不止意味着进步,也必然会造成撕裂、冲撞。中国社会在高速前进的同时,消化着商业发展的成果及由此滋生的矛盾。
  数百年前的中国,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商业跃进浪潮。加拿大历史学家、汉学家、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卜正民(Timothy Brook)上世纪90年代写作《纵乐的困惑:明代的商业与文化》时,就清楚地意识到400年前的明朝故事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后迎来的转变历程,个中不乏相似之处。但他并不打算将一本明代史作品写成借古讽今的读本。当然这位40年前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的汉学家也坦承:商业勃兴冲击社会,在不同历史和文明背景下会出现较为一致的表现。由此,这本专著很有益于我们加深对明代社会、经济与文化全面性的了解,更为清楚地探查历史发展的规律,为今天的转型和超越提供镜鉴。
  依据经济发展水平,卜正民将明朝经济分为四季。自立朝之初的1368年到1450年是经济的“冬季”。朱元璋接收的是一个残败的国家,多年灾害和战乱延续使得人口和农业遭受重创。朱元璋试图建立起一个保持静止不变,依据较少法令和官僚治理就可以长期运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。为此,朱元璋发起政治清洗,高级文官和将官几乎都被清除,并打击豪族。
  朱元璋建立了里甲制,以十户为一甲,形成了国家政权以下的层层控制体系。卜正民指出,朱元璋的用意在于重塑农村社会组织形态,更为精确地掌控国家人口。这套体系在明朝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,伴以对战乱造成撂荒严重地区的强制性移民,部分地平衡了国内人口。尽管如此,到永乐年间,人口流动和统计就已超出了朝廷的控制。明朝初年,还完善了交通体系,道路更为庞杂,驿传制度长期稳定,这些都保证了中央政府政令可顺畅抵达帝国的每一处,也能确保外国使团、商团及本国商人在可控范围内活动。书中分别提及波斯使团和朝鲜使团在明朝前期来访的经历,加入了使团对明朝驿传体系的记述。另外,明朝初年加速推广语言文字,鼓励刻印书籍。这些因素都显露出朱元璋、朱棣控制国家的目的,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商品社会,其施政却实际起到了培育商业、促进贸易的作用,而这将彻底打破他们社会经济静止、政治长治久安的愿望。事实上,朱元璋在位期间推行的多项经济政策都曾遭遇重大阻碍,包括试图使白银退出流通领域,发行没有信用支撑的纸钞;还有调剂粮食市场、稳定粮价的官仓,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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